在2016年的全國環保工作會議上，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提出，“十三五”環境保護的總體思路是：以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打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戰役，確保2020年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
陳部長說，“土十條”治理土壤污染，是個“大治理”過程，不是要投入幾萬億元。我們強調的是風險管控，要管控土壤污染風險，通過改變土地使用方式，而不是簡單依靠巨大的資金投入，對污染的土壤要加強監測監控，不讓污染繼續發展。
環境風險究竟指什么？怎樣落實到基層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
環境風險從何而來
環境風險是指由自然原因或人類活動引起的，通過降低環境質量及生態服務功能，從而能對人體健康、自然環境與生態系統產生損害的事件的可能性，通過對時間發生以及環境受體暴露受損的概率來確定。無論哪種風險，指的都是一種概率。
國務院在2011年印發的《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中，首次把“環境風險防范”寫入國務院文件。環境保護部也將“降總量、改質量、防風險”作為編制國家“十二五”環境保護規劃的指導思想，首次明確將風險防控納入。
土壤污染的風險是通常所講的“環境風險”嗎？
雖然都叫風險，生產經營活動的環境風險和土壤污染的風險可是兩個概念。
工礦企業或廢物處理處置場所的環境風險，是指企業在全生產經營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負面環境影響。其應對重在“防范”，即通過管理和控制，降低風險源向環境釋放風險因子的概率。具體應對手段包括環保規劃、環保執法、清潔生產和污染責任保險等。因此，這種環境風險的“防控”或“管控”容易理解，也符合字面上的意思。
土壤污染的風險則是指地塊中被污染的土壤或地下水對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可能造成的危害。在土壤里，污染是既成事實，風險源已經釋放了風險因子。此時的針對性措施不再是提前防范，而是采取各種手段，降低風險受體與污染物接觸的概率和程度直到安全的程度。具體應對手段包括清除或減少環境介質中的污染物和毒性、阻止污染物在環境介質中遷移擴散、切斷風險受體與污染物接觸途徑等。因此，這種風險的“管控”實際上是針對的現實污染。
從技術上來講，在污染調查評估后，并不能直接判斷是“管控”還是要“治理修復”。按照程序中的治理修復可行性研究，需要比選“管控”和其他技術方法措施的技術可行性、經濟可行性、時間可行性等等來達到保護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的目的，最后做出將要采取的行動。
土壤污染風險評估概念來自國外。其起源是，污染責任方在長期治理土壤地下水污染達標過程中，發現有時候技術和經濟上都存在一些問題和困難，從而要求政府將治理標準從環境質量標準水平上調整放寬的結果。風險評估的本質就是計算出一個比環境質量標準要求低一些的標準，是污染責任方同政府博弈和妥協的結果。
由上可知，土壤污染的“生態和健康風險”非工礦企業的“環境風險”。而且，土壤污染的風險強調污染物致害的可能性，工礦企業的環境風險則強調污染物進入環境的可能性。二者存在的階段不同，轉化為既成事實的條件也不同，絕不可混為一談。沿用工礦企業的“環境風險防控”的思路到土壤污染的“風險管控”上來，是不合適的。
基于風險的土壤污染管理如何在基層落實？
相比環境質量標準的簡明，風險評估的復雜程度讓地方環保部門在監管土壤污染時頗感困惑。一些人常常糾結哪家單位或個人用風險評估計算出的修復目標值更好，其實世界各國在風險基礎上的土壤污染篩選值能相差一個或以上的數量級。
美國環保局明確指出，風險評估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國內風險評估優于環境質量標準的一個主要提法是，各場地的土壤性質有差異。這可能有些“白馬非馬”，可以用分區域和分土壤類型等來解決。更重要的是，各地差異對風險評估結果的影響與模型本身的不精確相比，哪個更顯著？極端的例子不足以為證，政策和法規要解決的是具有普遍性的問題。
在風險管理中，不僅要考慮實際風險水平，還必須考慮公眾對風險的感知和可接受水平。
2015年10月，陳吉寧部長強調，要高度重視基層環保工作，將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緊密結合。但是當前的突出問題是，一方面，基層環保部門不適應和不太能夠接受土壤污染風險評估；另一方面，政府文件卻持續強推土壤污染風險評估。
在實際工作中，相比“改善環境質量”，“防控環境風險”是否比較虛了一些，還需要不斷經受實踐的檢驗。
風險評估的理念確實很好，但是再好的東西也有其適用對象和有效時機。
來源：中國環境修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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